亲告罪救济机制的反思与重构——从比较法的角度切入

刑法告诉才处理案件中的自诉机制在实践中往往会发生障碍,公权力在何种情况下介入方为合适就成为理论和实务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例的分析认为,一方面应当拓宽此类案件的追诉途径,另一方面则应当分别不同情况由检察机关协助自诉,或者在保障被害人意愿的前提下求诸公诉程序.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构成的理论纷争与法理分析

从犯罪构成的客体特征,客观特征,主体特征和主观特征四个方面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特征的各种学说进行了分析,并阐明了该罪的构成事件的具体内容与特征.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     

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

家庭、村庄和学校是农村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教育主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农村教育主体结构。农村中小学生正是在该结构中获得成长，而农村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和多发则与其变化相关。农村教育主体结构的变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不过问”逻辑；二是村庄教育主体的缺位，表现为村庄交往中的村民相互“不得罪”的逻辑；三是学校主体的缺位，表现为学校管理中官僚主义的“不出事”逻辑。这些主体行为逻辑的变化，进而带来了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阻隔，包括家庭与学校勾连的中断、村庄对学生和家庭监管的缺位，以及学校对农村社会的脱嵌。治理农村校园欺凌事件，除了法制和规范进校之外，还要搭建新型的教育主体结构，形成多元化、多主体农村校园欺凌的治理格局。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多元保护的法律机制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单一或者分散化机制，无法满足保护的要求。多元机制的构建，必须重视以民间法、宗教等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特别是传统生态知识，或者社会学所称的地方性知识、乡土知识。具体表现为国家法方面，制定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为基本法的法律体系，民族地区加强地方性立法；国家法、民间法、宗教的衔接方面，加强民间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法的衔接，国家法对民间法效力的确认，民间法与宗教无力解决的事项，由国家法提供支持；继续发挥民间保护机制与宗教保护机制的作用，而不应该仅仅依靠国家保护机制。从而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国家保护机制、以自然圣境为代表的宗教保护机制、主要规范为世俗意义上的民间法的民间保护机制等多元机制。     

美国对二战后德国赔偿政策的演变

出于宏观战略考虑,美国对二战后德国的战败赔偿政策经历了由严苛到宽松的转变。战争结束前已出台的＂摩根索计划＂对美国的战后对德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雅尔塔会议后,美国开始转变德国赔偿政策,确立了实物赔偿原则;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提出＂分区赔偿＂原则,停止与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由于冷战需要,美国大量削减西占区支付赔偿的数量,开始扶植联邦德国抵制苏联。     

没有家的感觉

新感觉派笔下人物的精神特征可以概括为“无家可归的感觉”不仅现实中没有家，更主要的是精神上无所皈依，在其后面有中外政治、哲学和文化等方面的背景，但更主要的是新感觉本质的个体性。     

论江泽民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贡献

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新情况和新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江泽民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生命线"地位、作用、方针、内容以及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论述,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容丰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贡献,初步构建了江泽民关于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学说的基本框架体系.     

人的发展与类的解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价值观的一点认识

个人发展、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价值追求中的三个不同的层面,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发展构成人类解放的实质内容,而阶级解放则是其中的阶段性任务.     

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为中心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而取得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原有经典强化以及确立新时代经典，筒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